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 为全面依法治国提供丰厚滋养******
作者:陈祥健(福建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秘书长、福建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陈荣文(福建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引导全体人民做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这一重要论述,为我们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好服务全面依法治国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思想渊源
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形成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等,也一定会在社会治理观中得以体现,并通过成文或不成文的规范形式予以表达,用以规范秩序,成风化俗,引领风尚。
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法治观念、法治原则的生成与发展提供了丰富启迪。比如,“法”须“道”统的“道”“法”关系论,为坚持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这一首要原则,明确全面依法治国的正确方向提供了有益启迪;“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法治价值取向提供了历史借鉴;“观俗立法”的法治经验,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明确法治道路应当建立在自己的国情基础上提供了历史智慧;“经国序民,正其制度”的治国方略,为坚持依宪治国、依宪执政,坚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重要启示;“法与时转”“治与世宜”的社会治理观,为健全和完善适应实践发展需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提供了理念启迪;“法立,有犯而必施”和“难于法之必行”的治理经验,为坚持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提供了历史依据;“得其法”与“得其人”并重,“人法兼资,而天下之治成”的法治实施思想,为坚持建设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法治工作队伍,积蓄全面依法治国重要力量提供了思想基础;“人不率则不从,身不先则不信”“善禁者,先禁其身而后人”等正反两方面的强调,为坚持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贡献了治理智慧;“锄一害而众苗成,刑一恶而万民悦”的治吏思想,为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找到自我革命这一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提供了法律文化渊源。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中的许多思想精华,经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成为全面依法治国理论支撑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通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推动全面依法治国取得历史性成就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自古以来,我国形成了世界法制史上独树一帜的中华法系,积淀了深厚的法律文化。对我们先人所留下的丰富的法制思想、深厚的法律文化,我们不能妄自菲薄、数典忘祖,而应该挖掘和传承其中精华,汲取营养,择善而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只有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从我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中探索适合自己的法治道路,同时借鉴国外法治有益成果,才能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夯实法治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不仅高度重视、积极倡导,而且为我们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树立了光辉典范。在指导推动全面依法治国进程中,习近平总书记经常引用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经典名句来揭示法治建设的历史底蕴、民族特色和文化血脉。比如,他用“法者,国之权衡也,时之准绳也”“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来宣示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本国策;用“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来阐释以良法促进发展、保障善治的重要意义;用“法非从天下,非从地出,发于人间,合乎人心而已”来揭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反映人民意志、体现人民利益的法治理念的重要性;用“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来强调法治建设的重点和难点在于法律的实施,在于通过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推进法律正确实施,把“纸上的法律”变为“行动中的法律”,等等。这些精彩用典,生动诠释了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之间的渊源关系,赋予了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鲜活的当代价值。习近平法治思想就是在融通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党领导人民进行法治探索成功实践、人类法治文明的思想精华的基础上形成的,成为新时代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引下,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深入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总体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加快建设,司法体制改革取得重大进展,社会公平正义保障更为坚实,法治中国建设开创新局面,充分彰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在丰润和滋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所具有的重要作用。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全面依法治国提供丰厚滋养
思想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习近平法治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法治领域的重要理论成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为我们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精神融通结合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坚定法律文化自信,赓续法律文化精神血脉,弘扬法律文化民族品格,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永不褪色的时代价值,结合新时代伟大变革、伟大实践、历史使命和时代要求,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为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提供有益历史经验和法治智慧启迪。
加强基础性整理工作,全面系统地梳理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起源、发展、流变、实践,对不同时代不同流派的法律思想、法律理念兼收并蓄,理顺传统法律文化的发展脉络,提炼出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一脉相承的内在精神,整理好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在各个领域各个层面的丰富表达,凝练形成中华民族法律制度、法律思想、法律文化、法律精神的独特标识。
全面系统地对律、令、格、式等成文法源进行收集、整理与分析,对判词、契约、民俗、家规家训、族规族训等司法守法行为规训中的优秀法律文化因子进行挖掘、梳理与拓展,加强对法律文化典籍、文物和历史遗迹的保护和整理,让书写在古籍里、蕴藏在文物中、凝结于遗迹处的优秀法律文化彰显出来、鲜活起来、传承下去。
研究总结中华传统文化之“道统”与古代中国“礼乐政刑”之“治统”的关系,确立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在“礼法”之治中的重要地位。研究总结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对中国古代法制的引领机制,研究总结中国古代法制的整体架构、核心内容、内在逻辑、实施效果,研究总结其成败与得失,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以史为鉴、开创未来。
在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研究、阐释、宣传上下功夫,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在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通结合中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化为人们日用而不觉的当代法律理念和先进法律意识。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学古而不泥古,破法而不悖法,“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让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永续源头活水,为全面依法治国建设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12日 06版)
东西问·中外对话 | 美国为何热衷拉“小圈子”遏制中国?******
中新社北京10月1日电 题:美国为何热衷拉“小圈子”遏制中国?
中新社记者 彭大伟 阚枫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灰犀牛”“黑天鹅”层出叠见,世界充满不确定性。人们对未来既抱有期待,又满是困惑。
然而,在世界最需要和衷共济、共克时艰时,一些西方国家却基于一己之私,大搞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鼓吹脱钩断链、筑起“小院高墙”。
改善了全球数十亿人生活的全球化真要走向终结?影响世界格局的中美关系前景如何?就此,中新社“东西问·中外对话”邀请美国华盛顿智库全球安全研究所(IAGS)联席所长、美国能源安全理事会高级顾问盖尔·鲁夫特(Dr. Gal Luft),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翟东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原副所长、研究员丁一凡展开对话。
对话实录摘编如下:
美国遏华,为何热衷拉“小圈子”?
中新社记者:如何看待美国如今力推的“印太经济框架”(IPEF)?
盖尔·鲁夫特:我不认为加入这个倡议的国家会很热情地推动IPEF。你怎么知道两年后,另一位美国总统会不会推翻它?大家都看过美国政府换届之后的变化。此外,加入该倡议的国家也不会做有损其对华关系的事情,因为中国是它们中绝大多数国家的头号贸易伙伴。
翟东升:在过去一年半,美国政府创造了许多新词,但这些新计划没有产生任何实质效果。在美国国内,两党间存在严重政治分歧,甚至同一政党不同派别间也存在分歧,所以做不出什么成果。这也可能是IPEF的命运。
丁一凡:东盟国家几乎都对IPEF没有兴趣,甚至印度也不太关注。美国想迫使这些国家选边站,但它们希望与地区所有国家保持合作。中美关系良好,这些国家处境会更好,因为与中国脱钩代价巨大。虽然美国希望它们与中国脱钩,但美国又没做好准备,或者说没能力为这些国家提供援助。
中新社记者:为什么美国如此热衷于拉“小圈子”遏制中国?
丁一凡:美国在全球有上百个军事基地,它要花很多钱来维持这些军事基地,还得调动与(基地所在的)这些国家的联盟关系。冷战之后,维持这种联盟的成本越来越高。所以,美国要找到维持这种联盟关系的外在目标。在欧洲,如果没有俄罗斯,美国就没有理由维持北约框架。在亚太,美国担心被中国赶上,所以,为保持其霸权,它就以各种方式给中国设障。
中国就像一面镜子,照出美国的衰落
中新社记者:中美关系目前出现困难的核心原因是什么?
盖尔·鲁夫特:中美之间的问题并不关乎中国正在做什么或需要采取什么具体行动。更深层的原因是,中国就像一面镜子,映射出美国的衰落,代表着美国没有能力领导世界,更代表着美国的分裂。
中国是什么就是什么,中国不会“变成美国”来安抚美国。美国不是在告诉中国,如果你怎么去做,两国的关系就会打开新篇章;而是要求中国,你要回到贫穷,回到无足轻重(的地位),回到你20年前的位置。这不可能。
视频:【东西问·中外对话】鲁夫特:中国像一面镜子 映射出了美国的衰落来源:中国新闻网
丁一凡:在美国政治制度中,当它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往往会想办法找到一个外部敌人,找到一个团结的共识。美国可能会在不久的将来被中国追上,它们将此视为巨大威胁。我认为盖尔说得很对,美国越是失败,就越是把中国视作敌人。
翟东升:中美关系何时才能最终恢复稳定,达到新平衡?我认为也许当中国的经济规模明显大于美国,中国的军事能力在某些重要方面如果也能超过美国(的时候),而那时中国仍将致力于完成和平崛起和对人类共同未来的承诺,那么美国的政治领导人就会冷静下来,越来越多政治家就会把中国视作一个潜在的合作伙伴,而不是威胁。
“全球化”正在变成“区域化”?
中新社记者:为什么近年来全球化会遇到这么多重大挫折?这种趋势的主要特点是什么?
丁一凡:全球化是由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还有部分欧洲国家的社会再分配所推动的。但是,欧美发达经济体认为新兴市场国家才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它们认为全球化破坏了它们自己的利益,所以才想扭转全球化趋势。
例如美国公开宣扬国家干预的回归,反对新自由主义。所以欧洲议会的那些立法者和美国国会议员,或鼓吹或强迫跨国公司回来,这在世界范围内带来了长期滞胀的风险,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
盖尔·鲁夫特:全球化是西方的项目,去全球化也是。西方仍是任何秩序或无序的设计者,它们在自作自受。我们已经看到,全球化在面对很多全球挑战时并没有激发各国的协同作用,每个国家和地区都在为自己服务。这是一个警示,因为我们都是“地球村”的一部分,但当真正面临考验时,全球化却惨遭失败。
我们会看到去全球化的趋势越来越强烈,也将看到从全球化到区域化的转变,世界将沿着更多地理维度被划分为小联盟,它们将能够进行区域层面的全球化,但对区域外的依赖程度较低。
中新社记者:目前多边、自由的世界贸易秩序将在某种程度上被去全球化终结吗?同时,美元霸权会结束吗?
盖尔·鲁夫特:我写过一本书《去美元化:货币改元,金融更序》,它说的就是反抗美元。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就是一场反抗,一个国家接着一个国家起来反抗,这是对一种货币、一个国家霸权的反抗。与此同时,美国也在利用其经济实力来胁迫、制裁和恫吓。
通过乌克兰的情况,各国已经看到西方在货币武器化方面有多么凶狠。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已经有两个美国冻结其它国家中央银行资产的案例,先是在阿富汗,后是在俄罗斯。在货币的历史上,这闻所未闻,让每个国家都感到不安。美国将会为此付出更多代价。
翟东升:世界贸易会继续下去,但在未来几十年,可能会在当前的水平上停滞相当长的时间。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家更关注供应链的安全性和稳定性,而不是盈利性。而美国正在滥用其自身货币特权,导致这种特权有可能结束或消亡。必须有其他人站出来,为整个世界贸易结算和计价制定一个新的模式或解决方案。
丁一凡:全球贸易不会急剧萎缩。你看中国的国际贸易额:欧盟仍是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美国也是,还有个正在增长的第三市场——东盟和“一带一路”国家。对东盟国家的出口已成为中国出口的第三大支柱,贸易更多样化了。
去美元化将是一个长期现象。短期内,国际形势仍然混乱,美元仍占主导地位,但这是短期的。美国的债务相对于其GDP(国内生产总值)来说,增长非常快,美国经济维持这种印钞体系非常危险。(完)